作者 | 中国文史出版社 |
出版社 | |
出版时间 | 2005-09-01 |
特色:
治学与做人 我在很久以前曾写过一张条幅,写的是“学术关乎心术,人格现于风格”。有人跟我开玩笑,说“我给你看一部物理学著作,你能不能看出作者的心术?”我说“不能。”他又说“我给你看一幅无名氏的画,你能不能评说作者的人格?”我又说“不能。”于是他笑我在条幅上写的是空话。我感到自己对治学与做人的关系的确并未深思,只因传统观念中认为二者有关系,我也便人云亦云了。 近年来,治学与名利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无论是学术界或文化艺术界都出现了不择手段追逐名利的现象。于是,我又觉得有关的传统观念还是有道理的,只是不能过于机械地理解。 经过粗浅的思考,我认为治学与做人发生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乃在于治学的根本目的在于创造与奉献。 创造与奉献是人类特有的社会行为。动物没有社会,也没有这种行为。因此,创造与奉献真正关系到人类个体“自身价值”的实现。也就是说,致力创造,乐于奉献,这才无愧于一个“人”字。 但创造与奉献并非只靠智能因素就可以实现,还要有心理上的“非智能因素”(包括意志、毅力、情操、兴趣、情感控制等等)的紧密配合,也还受到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制约与驱动。如果“非智能因素”质量差,又较少自觉的道德意识,那是不大可能作出较大的创造与奉献的。 就拿学术界现在比较多见的抄袭剽窃和故弄玄虚来说,有些人明明知道是错的,却为什么仍然要这么做?显然因为急于追求名利。这样的人缺乏那种意志、毅力来苦心钻研,又因情操、趣味的庸俗而深受物质刺激的诱惑;因此心情躁切,贪而多欲,在治学上无法专注投入,也就难以实现真正的创造与奉献。由于学术界的运行体制中存在薄弱环节乃至各种漏洞,所以有人虽然缺德败行也竟然能够名利双收;于是他便认为这是“实现了自身价值”。殊不知这样得来的名利越多,越说明他缺乏创造的能力和奉献的觉悟,离开人的“自身价值”的真正实现也就越来越远。 先母毕生以中医为业,曾一再对我说过李时珍《本草纲目》多么了不起。我翻阅此书,觉得作者为这部巨著投入的心力实在是很惊人的。遥想当年他编书若只以追求名利为动机,那就不可能作这样的投入;因为在编撰过程中他根本看不到成名获利的前景。 从这一点想起,发觉中国古代有许多学术文化巨著都是在强大的创造与奉献精神的驱动下才得以完成的。因为许多作者在其生前都无法指望这些著作会出版问世,更不要说获得报酬了。在当前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学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