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
“21世纪，是公法的世纪，因为在这个世纪里，公权力比私权利更需得到法的规制。”我想不起谁说过这样的话，但我就这样说。自古罗马的D．乌尔比安(DomitiusUlpian，约公元170年一228年)以来，公、私法的划分几经沉浮，到近代终于成为欧陆法制的原则和法学研究盼前提。即使以普通法为传统的英美各国，以及甚至一度与西方法制决裂的前苏联东欧各国，在当代也无力抗拒公、私法的划分。约束、指引公权力行使的法律即公法，探究以公法导控权力之精神、制度与技术的学问为公法学。公法学实与一国法治文明唇齿相依。J．布丹(JeanBodin，公元1530年－1596年)以《国家论六卷》首开近代公法学先河，经拿破仑法典编纂，法国确立了公、私法划分，率先进入法治国家行列。德国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无足轻重，公法学也姗姗来迟，到二战以后，其公法学名家鹊起，臻于繁盛，德国遂能忝列法治强国之列。而德国纳粹政权、意大利法西斯统治以及拉美极权政府全盘否定公、私法划分，终致法律沦为强权工具，国家与民众备遭祸乱。两千年来的中国法制诸法合体，既无法律部门区分，更无公、私法划分。清末丁韪良移译《万国公法》以后，《公法与私法》、《实理公法》、《比较宪法》等著译蔚为大观。清末修律、北洋“立宪”，直至国民政府颁行《六法全书》，公、私法划分始告确立。然志士有心，时势无情。废《六法全书》以后，中国也步..